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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法官会议完善路径之探究 ——以“法院智库” 建设为契机


  

为进一步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最高院在推进司法改革进程中,提出专业法官会议建设。专业法官会议的提出,并非偶然事件,而是经过了实践的不断磨合、反复锤炼。早在2004年,北京房山区法院就开始探索法官联席会议。2006年,北京朝阳区法院建立法官会议制度。[1]不论法官联席会议,抑或法官会议制度,均为专业法官会议的建立探索了运行规律,奠定了运行基础。但这两种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切实完成被赋予的功能价值,反倒被边缘化,以至于在接下来的数年间,类同于法官会议的制度渐渐淡出。直至最高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年)》中明确指出,“完善主审法官会议、专业法官会议机制”,随后相继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进一步明确专业法官会议的定位、功能、价值、模式。历史的反复性,从侧面映证了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存在其必不可少的功能价值,并不可避免地伴随不足之症,这就要求在实践中不断强化、不断修正、不断完善。

一、实证考察:专业法官会议运行现状的梳理分析

(一)样本梳理:基于中基层法院运行的情况分析

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的关键在于规范审判权,真正实现“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避免过多的行政化干预。专业法官会议作为一项重要的配套改革措施,伴随着审委会改革而产生,秉承规范审判权运行的重要使命。在实践层面,全国各地法院也先后设立专业法官会议,这项制度正如火如荼地运行着。以L法院为例,该院于20177月开始实行专业法官会议制度。L法院依据审判领域的不同,由不同条线的法官,分别建立了民事、刑事、执行专业法官会议(详见表一)。20177-12月,L法院召开专业法官会议24次,讨论疑难复杂案件31件,召开审判委员会5次,讨论疑难复杂案件26件。该期间内L法院收案14733件,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占全院收案0.16%20181-5月,L院召开专业法官会议20次,讨论疑难复杂案件22件,召开审判委员会4次,讨论疑难复杂案件14,。该期间内L法院收案11820件,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占全院收案0.19%

表一:L法院各条线专业法官会议的召开情况

年度

民事

刑事

执行

合计

20177-12

10

8

6

24

20181-5

8

7

5

20

表二:中基层法院专业法官会议的召开情况

讨论内容

20176-12

20181-5

讨论

案件

其中再提交审委会决定

讨论

事项

总结经验

统一裁判

讨论

案件

其中再提交审委会决定

讨论

事项

总结经验

统一裁判

L基层法院

31

13

11

9

22

9

10

8

M基层法院

22

17

10

6

17

16

7

10

N基层法院

11

10

8

6

11

8

7

6

S中级法院

43

35

11

14

32

21

13

11

表三:中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召开情况

讨论内容

20176-12

20181-5

讨论

案件

其中未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

讨论

事项

总结经验

统一裁判

讨论

案件

其中未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

讨论

事项

总结经验

统一裁判

L基层法院

26 

13

2

5

14 

5

1

0

M基层法院

37

20

3

2

24

8

1

1

N基层法院

18

8

5

7

13

5

2

1

S中级法院

78

43

19

21

35

14

5

14

同时,为进一步了解专业法官会议在运行过程中的实际效用,笔者就动议者满意度、与会人员满意度、前期准备时间、每次会议有效发言次数、每次会议参会人数、会议用时、意见采纳率等要素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0份,收回有效问卷48份。部分数据详见表四。

表四:调查问卷中的部分数据统计表[2]

动议者[3]满意度

有用

一般

无用

 

22.92%

70.83%

6.25%

与会人员满意度

有收益

一般

无收益

 

27.08%

68.75%

4.17%

前期准备时间

超过一小时

浏览过资料

 

20.83%

60.42%

18.75%

每次会议有效发言次数[4]

3次及以上

1-2

0

 

18.75%

52.08%

29.17%

每次会议参会人数

20人及以上

10-20

10人以下

 

60%

20%

20%

会议用时

1小时以上

30分钟-1小时

30分钟

 

80%

15%

5%

意见采纳率[5]

一致性意见

多数意见

少数意见

 

85%

51%

8%

(二)样本透视:专业法官会议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上述数据可知,在司法实践中,专业法官会议在会议召开次数,会议讨论数量、质量,动议者满意度、与会人员满意等多个方面差强人意,尤其是过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提供咨询指导方面的效果不明显,与制度设计初衷相差甚远。

1.审委会过滤作用的虚设。为避免审委会过多消耗精力用于讨论案件,或是干涉案件,专业法官会议作为审委会的前置性过滤机制,应助力审判运行权的改革。但从表二、表三看,经专业法官会议再行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仍占很高比例,如L法院20181-5月的占40.91%,而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还有很大比例未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如L法院20181-5月的占35.71%,审委会疲于应付个案法律适用的现状并未得到改善。经分析,主要有两方面问题:一是存在“两张皮”问题。基于专业法官会议并没有决定权,仅是出具参考意见,合议庭(或法官)本能趋向一步到位,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将疑难复杂案件直接提交审委会讨论,不愿事先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过滤。二是存在人员结构与审委会重合度过高的问题。专业法官会议作为松散的不具有审判权的“民间组织”,在积案难决的法院大环境重压下,其召集具有难度,往往由具有一定职务的院庭长负责落实、召开,而一般法官的参与积极性很低,鉴于当前院庭长和审委会委员的重合度较高,这就造成了重复累赘之嫌。

2.咨询指导作用的缺失。根据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动议者满意度、与会者满意度等均偏低,其中认为“一般”的占绝大多数,而前期准备时间以“浏览过资料”为主,并且有效发言的占比过低,甚至还存在不少比例未做任何准备直接参会,以致无法作出有效发言。基于上述数据,可以分析得出专业法官会议的议题难以得到充分的讨论,前期准备以会前浏览居多,直接影响到会议的发言活跃度,法官们仅以完成任务的心态,作经验之谈,很难在参会期间提供有效的建议,无法发挥咨询指导作用。这就导致专业法官会议无法解决实质性问题,无法体现业务“专业性”,成了“花瓶式”摆设。据笔者了解,甚至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庭务会职能,成了布置工作任务的场所。

3.总结经验作用的弱化。从表二可以看出,讨论案件数远远大于总结经验数,这就意味着专业法官会议成为一个以个案讨论为主的制度,未体现出其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标准的功效。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大前提下,每位裁判者均存在个体性差异,对法律的适用、事实的认定、裁判尺度的把握均存在不同的理解,若无法进行有效的统一,司法公信力将遭到严重冲击。同时,年轻的法官也需要通过学习来汲取、积累审判经验,而现阶段的专业法官会议在这两点上明显出现弱化。

    二、追根溯源:专业法官会议运行不畅的深层原因

现阶段,我国各地法院均在试行专业法官会议制度,但运行规范不同,效果迥异。在实践过程中,专业法官会议仍存在重形式轻实质,重形象轻实效等问题,流于形式,造成严重的“程序空转”。经分析发现,之所以造成专业法官会议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交叉重叠导致职能定位不清

专业法官会议并非审判组织,不同于合议庭具有法律赋予的神圣的审判权,也不同于审判委员会具有一定的决定权,作为一个松散的法院“民间组织”,对案件并不能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部分法官认为专业法官会议是与审判委员会交叉累赘的,也不符合当下法官亲历性要求,可有可无,仅仅将其视为顶层设计要求的存在,无法充分理解、领会专业法官会议的存在意义及价值功能。结合表五,笔者分析发现专业法官会议的重要职能在于:一是解决重大、疑难、复杂问题的法律适用问题;二是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标准;三是院庭长监督的一个途径。但是,这些职能在专业法官会议机制运行过程中并未与审判委员会等现有机制作出合理、明确的区分。

表五:专业法官会议的法律定位

 

2013

2015

2017

文件名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试点方案》[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8]

功能定位

 

为合议庭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提供咨询意见

 

 

 

 

 

 

 

议事范围

 院庭长主持审判委员会、专业法官会议、审判长联席会议处理相关事项

院庭长对相关案件审理过程或者评议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决定将案件提请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

院庭长对相关案件审理过程或者评议结果有异议的,不得直接改变合议庭的意见,可以决定将案件提请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

重要法律适用问题或者其他重大疑难复杂问题

因重大、疑难、复杂而存在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的,法律适用问题

 

 

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标准的作用

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标准的作用

 

院庭长应当参与并及时发现并处理裁判标准、法律适用等方面不统一的问题

院庭长应当通参加专业法官会议,及时发现并处理裁判标准、法律适用等方面不统一的问题

(二)流于形式导致“程序空转”严重

现阶段,专业法官会议存在参与机制不顺畅,形式化明显的问题。从主观上看,长期根植于法官内心的层级式观念,使不少法官对于上级权威有着天然的依赖,尤其审委会长期以来作为法官转移风险和免除潜在责任的机构依赖[9],使法官在短时间内尚未完全接受并不具有强制效力的专业法官会议。在某种程度上,相较于“专家式”的咨询机制,一些法官可能更倾向于“长官式”的决策机制。这样一来,将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就成了一种形式,继而出现“你建议你的、我决策我的”这种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反正只是“仅供参考”的意见,办案责任还得由合议庭来承担。与其如此,合议庭还不如全力以赴争取将案件提交给能“拍板定案”的审判委员会,为什么要多出“专业法官会议”这一道环节呢?[10]从客观上看,在地方法院,作为专业法官会议成员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各类司法裁判工作和司法行政管理工作,已经让他们难以承受,更谈不上正常参加其所在的专业法官会议,并进而承担“召集会议”“发表中肯意见”等一系列责任了。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案多人少的现实状况,甚至于连要求作为办案骨干的资深法官参加专业法官会议,都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专业性”和“智囊团”功能,势必受到影响。由于参会人员结构欠合理以及参会人数过少,专业法官会议就成了趋于“形式化”的“走过场”,弱化甚至异化其咨询价值。[11]

(三)规制缺失导致会议成效较低

专业法官会议的最大价值在于将会议成果转化为审判实践工作中的法律适用,总结审判,统一裁判等,但明显成效的大小更多的是依赖于法官自身的素质与责任感。存在成效低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1.议题选择随意。缺少会前准备程序。主要表现为缺少案件过滤机制,对于哪些案件可以进入会议讨论程序,哪些案件不能进入,没有明确的规定。以致于案件讨论价值差异较大,无法最大程度实现讨论价值。2.议事效果不佳。缺乏提前预告机制,很多法官在会议期间才了解案情,有些法官只能随意发表意见或建议,缺乏必要的严肃性和专业性。此外,缺乏案件监督机制,因为发言不需要签字,没有出勤人数比例要求,不需要表决,甚至不需要给出明确的结论或意见。会议形成的笔录或意见,也只是供合议庭参考的咨询意见,不具有决定性。因此缺席请假,发言随意的情况时有发生。[12]3.成果接纳偏少。重个案讨论,轻经验总结。对于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后产生的结论,未及时形成经验总结予以推广。专业法官会议对案件进行讨论后,出现“言大于行”的现象。虽然专业法官会议在顶层涉设计中具有提供法律经验的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常常缺乏智库使用习惯,尚未与现有出台法律实施方案文件的决策方式有机衔接。

综上,面对既能站在更全面的视角思考问题,替代审委会的部分功能,又能为一线审判工作贡献提供法律意见价值的功能期待,专业法官会议通常处于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境地。

三、经验借鉴:植入“法院智库”理论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结合专业法官会议的功能价值,笔者建议借此东风,将“智库”理论植入专业法官会议建设,建立具有法院特色的“智库”。

(一)智库的概念

与一般科研机构的最大区别是,智库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13]智库的一般特点可以从比较权威的智库定义和相关描述中抽取。如迪克逊(Dickson)提出“智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和公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智库是长期从事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与倡导的组织,在现代民主国家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桥梁”。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等认为智库的专家学者能够跨越理论与时间的鸿沟,将知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向决策层源源不断地提供独立、客观的分析方案,以降低政策制定过程的风险。智库是“知识”与“决策”之间的桥梁,核心主旨是服务公共决策、提供政策方案、降低决策风险。[14]可见,智库的功能初衷与专业法官会议的设立初衷不谋而合。

(二)“法院智库”的理论基础

基于管理学的“知识运用”理论,卡普兰将采不采用研究成果知识视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文化与行为差异的标志,他将这种差异称为“两大群体理论”(two communities theory),智库和决策者是知识供给和知识需求的关系。在本文中,则可以确认为法院智库和合议庭(或法官)是知识供给和知识需求的关系。韦斯(Weiss)的“启迪模型理论”(enlightenment model)认为智库和决策者间不是简单的知识生产和利用关系,而是需要经过时间的累积,决策者接受、认知、理解、采纳智库成果知识的复杂过程。[15]在本文中,则可以确认为合议庭(或法官)在接受、认知、理解、采纳智库成果知识(即专业法官会议的结论性成果)是一个复杂过程。由于不同法官在思想认知、法律理解、知识经验、个性能力上存在差异,而专业法官会议以其独立性和专业性,使得他们能够适度剥离出来,通过不断的深入分析、沟通,形成研究成果,实现智识共享,能够使得法律适用上的最小差错化,并形成法律适用上的共识,从而达到统一裁判的功能目的。法院智库应从智库内部运营机制上进一步提高竞争力与影响力,打造新型智库的“内核”,提升其话语权和影响力。更加注重把提高研究成果质量作为生命线,探索有利于调动研究人员积极性的人才机制,建立和保持通畅的审判、研究螺旋通道,多措并举拓宽研究成果转化渠道,形成和打造多渠道的成果转化机制,通过管理机制上的创新发展来提升智库的运行效率和功能。[16]

(三)“智库”理念植入专业法官会议的可行性分析

智库建设与专业法官会议在功能价值、组织架构、运行模式等方面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因此,将“智库”植入专业法官会议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1.功能价值相同。智库的功能在于为决策提供咨询意见,是独立于决策机构的咨询机构;专业法官会议的功能在于为合议庭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提供咨询意见,是独立于合议庭(或法官)之外的咨询机构。

2.人员结构类似。智库的人员结构由相对独立的具备专业领域智识的专家学者组成;专业法官会议的人员结构由独立于合议庭外的具备专业领域法律知识、审判经验的法官组成。二者人员均不存在科级式的行政级别,是以扁平化管理模式实现其平等言论。

3.运行模式相通。二者均是通过问题导向、专业研究、提出对策、实践应用这四个步骤实现其价值,正如企业智库,如麦肯锡咨询公司即是通过对现行问题趋势进行专业化数据分析,并提出专业对策,以此助力企业决策;而专业法官会议是以合议庭就疑难复杂案件的问题提请讨论,再由具备专业知识的法官进行商讨,提出各自的意见,最后由合议庭成员视情采纳用于审判。

4.成果转化近似。二者均是通过智识输出[17],在提出咨询意见后再以成果转化的方式进一步实现其价值。前者以形成策略报告为主要方式,后者以统一裁判、出台文件、调研报告等方式体体现。

综上,笔者认为,法院智库是具有法院特色的一种智库,其具备智库所有的一般特点(详见图一),因此,完全可以借鉴其他领域“智库”的成功经验,结合法院特殊的审判功能,探讨如何完善专业法官会议的运行,实现其功能价值。

图一:法院智库的特点

咨询机构

 


四、制度完善:基于“法官智库”建设的机制重构

存在即合理,专业法官会议的设立有其不可或缺性与重要的价值功能。本文探索以智库的建设模式为基础,结合司法审判特征,打造“法院智库”,这也是实现专业法官会议机制重构的新契机。

(一)明确服务对象

应对上文所述的三个挑战,需要从问题根源着手,即在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优势的同时,解决专业法官会议的局限。在综合考虑各利益相关者基础上,对“法院智库”所服务的对象进行梳理和区分,多方位开展针对性突破,有意识地细化自身的功能定位。可将法院智库建设分为不同层次,并通过制度体系加以保障,使其在满足决策咨询研究核心功能的同时,适当进行功能延伸。“法院智库”建设,可以通过多层次分步走,挖掘特色建设路径,实现专业法官会议的现实价值。根据服务对象,“法院智库”建设可立足服务法律适用、服务法院司法和服务合议庭决策个层次开展。  

1. 服务法律适用。专业法官会议作为一线法官的聚集地,直接处于法律适用的最前沿,最能把握法律适用合适与否的动态,基于法律特有的“滞后性”,专业法官会议应明确其服务法律适用的全局性,要为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最契合实践的支持。专业法官会议应注重发挥“法院智库”的功能,以梳理反映法律适用中出现的典型案例与滞后、漏洞,开展法律适用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如司法解释等。

2.服务法院司法。服务法院工作,侧重为法院系统决策层面提供支持,实现统一裁判,这是“法院智库”决策咨询职能的拓展运用。“法院智库”应在充分调查和研究基础上,开展趋势研判,形成实用有效的咨询报告,为上级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同时,不局限于完成上级部门交代的任务,主动寻找研究问题,把开展前置性研究作为常态化业务。此外,法院智库要重视数据库建设,这是分析规律、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的基础,也是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3.服务合议庭决策。服务合议庭具体个案的法律适用,侧重为实践层面提供支持,是“法院智库”实用性的体现。法院智库应加强专业领域资料库建设,群策群力,加强审判思想和经验的传递与共享。同时,积极促进有关领域专业化程度和工作效率提升。

(二)规范议事流程

智库作为咨询机构,其运行自行体系。而顺畅的运行机制是任何事务有序开展的保证。只有确保程序性规制,才能体现程序公正,从而提高效率与公信力。因此,有必要结合咨询机构的特性,对专业法官会议的所涉事项进行规制,如图二。

图二:“法院智库”运行模式VS.专业法官会议的议事流程图

1.明确问题导向的议事范围。问题范围即议事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1)扩大议事范围。笔者认为议事范围不应仅局限在法律适用上,证据采纳、事实认定很大部分也是源于审判经验,亦可向专业法官会议进行咨询。(2)确认标准。当前尚未就何种程度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并未作出明确规定,鉴于案情复杂多变,且对于不同法官,难易程度亦是不同,故难以全面衡量,可确认为合议庭对案件处理存在重大分歧,不能形成多数意见的案件;合议庭虽然形成了多数意见,但审判长或承办法官意见为少数意见的案件;拟改判或发回重审案件,拟定审判指导性文件、案例;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18]

2.优化专业研究的人员结构。专业研究需要有专业的人才,因此必须要先优化人员结构。现阶段,法官员额制改革已经全面落地,且运行良好。是否进入法官会议名单,并不与是否担任行政职务挂钩,对于业经遴选进入员额的法官,笔者认为均有资格纳入专业法官会议的人员结构内。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可以提请不同专长的法官进入该次专业法官会议,在人员结构上应具有一定的机动性。鉴于专业法官会议具有高端的智识输出功能,笔者认为,法官助理不得随意发表意见,但可以列席参加专业法官会议,作为听取法律实务知识、积累审判经验的一个学习渠道。

3.推行提出对策的议事方式。专业法官会议作为“法院智库”,如何有效提出对策,实现其咨询机构的功能,必须设立明确的、可行的议事规则,以减少院庭长的行政级别或者资深法官所造成的隐形压力。对此,笔者认为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19]可以有效提高会中的议事效率及成效。

(三)完善配套保障

机制建设上,良好的人才保障和制度保障是“法院智库”建设的基石,也是促进智库良性运转的重要环节。为此,建立“法院智库”配套机制,全面完善专业法官会议保障,显得尤为重要。

1. 建立“法院智库”专业化人才库

人才是智库的核心资源。高水平的智库应拥有一批既有专业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可应对复杂多样研究的复合型专业研究人才。一是“法院智库”要积极搭建研究平台,有效聚合研究力量,主动畅通人才交流渠道,打造“旋转门”,通过建立多渠道的学习培养交流机制,加强与其他法院法官、高校学者等的交流,全面提升本院人才库的智识水平,促进智库成员前瞻和预判能力提升。二是打造“专业”法官“人才库”,将法官进行类型化管理,鉴于法院案件类型繁多,根据法官的研究专长、审判检验进行专业领域细分,建设民事法官人才库、刑事法官人才库、行政法官人才库、知识产权人才库等各领域的人才库,以具有丰富研究审判经验的骨干作为智库成员,并进一步细化培养专业型人才。专业法官会议由合议庭(或法官)作为动议者召集,动议者可依据案件类型、智识需要,快速高效地召集相对应的人才库启动专业法官会议,以做到事半功倍。

2.建立“法院智库”运行激励机制

一个机构的长久运行,需要有良好的激励措施去维护。“法院智库”可以从运行考评办法、运行惩戒机制、成果多元评价、成果交互共享等几个方面着手推进。法官参加专业法官会议,是基于其本职工作之外的贡献,为提升审判整体质效作出的智识贡献,理应将参加法官会议情况纳入业绩考评体系。[20]

1)建立监督考评惩戒机制。笔者建议出台《专业法官会议运行考评办法》,将发言积极性、发言质量等作为考核指标,由考评组织每季度对专业法官会议参与人员进行投票打分,并折算成绩效考核,该成绩作为参会人员个人法官考评的重要指标。为保证专业法官会议高质量、高效率的智识输出,应采取必要的监督。除常规监督方式外,笔者建议,将每次专业法官会议的会议纪要,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并接受公示对象的意见,从而有效监督和鞭策法官认真参与专业法官会。另外,要强化对参与专业法官会议成员的纪律约束,对于三次无故不参加专业法官会议的,可要求其退出专业法官会议,并于一年内不得参加专业法官会议。同时,将该项惩戒作为个人法官考评的重要扣分项。

2)建立成果多元评价体系。评价专业法官会议的研究成果,法院应关注研究成果被采纳、转化,甚至出台文件等可以量化的指标,也要关注社会影响、业内评价等难以量化的指标,做到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既关注研究成果能否为合议庭提供有效实用的研究报告、咨询建议或备选方案,尤其是能否为上级法院提供有效实用的研究报告、咨询建议或备选方案进而引起反响,转化为实施意见等文件性评价。出台法院智库研究成果的认定标准,将获得不同级别的法院采纳或肯定性批示的智库研究成果设定一定的奖励性措施;根据对策建议类成果鉴定的不同等次,给予相应的奖励和表彰。[21]

3)建立成果交互共享机制。智库通过智库成果引起外界的关注和重视,这些智库在学界、政府获得了相当分量的话语权,从而在国内、国际上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知名度不断提高。[22]同理,“法院智库”要求加强对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和优化展示,适时推动成果转化与落地。同时,有效衡量研究贡献,设计合理可行的共享激励方式,增强智库成员的价值认同,激发其工作动力。笔者认为,可以突破单个法院“法院智库”建设。在专业法官会议启用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功能方面,各地法院可引进大数据理念及技术,开展专业法官会议的成果分析,对同一法律问题的适用,类同案件的审判等进行统计分析,编制调研报告,统筹研究成果发布与应用,积极推动实施意见的出台,加大成果的转化。利用“大数据可视化”的理念与技术,搭建专业法官会议大数据分析研究系统,实现结构化整理信息、智能化分析数据、形象化展示规律三大主体功能,满足实时链式交互读取数据的要求,为更深、更广挖掘和掌握法律适用增添辅助决策支持工具。[23]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借此契机,建设专业法官会议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法院智库”,对其进行更好的规制,以实现其成为咨询方案优化、咨询质量提升、咨询举措落地的重要推动力量。结合法院实际,不断推动专业法官会议的智识输出,通过提供有效服务,实现其服务合议庭审判、服务法院统一裁判、服务法律适用的价值,使法院内部逐渐养成“法院智库”习惯,提高对专业法官会议的关注,从而提升其对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的重视和采纳程度,推动形成具有较高咨询水平及社会影响力的法院智库成果。

 




[1]李兆杰、牛艳:《司法改革视域下专业法官会议的价值分析、存在问题及优化路径———基于全国36个地方法院的专业法官会议实践的研究》,载《西华大学学报》,第35卷第2期,2016

[2]表四中的统计比例为有效回答中的各项所占比例,如动议者满意度为勾选“有用”的份数/总的有效份数。

[3]本文对动议者定义为,申请、提出召开专业法官会议的主体。

[4]本文对有效发言定义为,有论据地发表言论,即明确发表观点,并提供相应的法律条文、理论学说、实务经验等予以证明。

[5]本文对意见采纳率定义为,专业法官会议所作出的一致性结论、多数意见、少数意见在会后被动议者直接采纳的比例,即后续不再经过审委会或其他方式讨论。

[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试点方案》第5条、第7条之规定。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8条之规定。

[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第5条之规定。

[9]侣化强:《事实认定“难题”与法官独立审判责任落实》,载《中国法学》,2015( 6) 

[10]吴思远:《法官会议制度若干问题剖析》,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 4)

[11]冯之东:《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相关问题研究———以司法改革为背景》,载《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1期,2017

[12]曹玉玉:《专业法官会议如何走出“形式化”怪圈》,载《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13]孙战伟:《高校智库建设:具体标准、运行机制及实现路径》,载《智库理论与实践》,2018,32):62-68

[14]张月鸿、刘登伟:《科技智库建设的多层次图景分析》,载《智库理论与实践》,20183(1)2-13

[15]岳洪江:《国地区智库运行效率及影响因素评价各省市区软科学成果转化数据分析》,载《智库理论与实践》,20183(2)21-29

[16]岳洪江:《国地区智库运行效率及影响因素评价各省市区软科学成果转化数据分析》,载《智库理论与实践》,20183(2)21-29

[17]本文将智识输出定义为,智慧学识以口头或书面的一定方式表达出来,并可以被他人所接收、了解,甚至采纳、应用。

[18]高一飞、梅俊广:《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实施情况的实证研究》,载《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 卷第期,2017

[19]罗伯特议事规则提出12条开会议事的原则:1.动议中心原则;2. 主持中立原则;3. 机会均等原则;4. 立场明确原则;5. 发言完整原则;6. 面对主持原则;7. 限时限次原则;8. 一时一件原则;9. 遵守裁判原则;10. 文明表达原则;11. 充分辩论原则;12. 多数裁决原则。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再展开详述。

[20]何帆:《专业法官会议不能是“高级法官俱乐部”》,载微信公众号《法影斑斓·司改》,20169月。

[21]孙战伟;《高校智库建设:具体标准、运行机制及实现路径》,载《智库理论与实践》,20183(2)62-68

[22]高一飞、梅俊广:《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实施情况的实证研究》,载《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 卷第期,2017

[23]陈彬、李尧、赵航:《央企智库建设探索与实践——三层次智库建设初探》,载《智库理论与实践》,201832):35-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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