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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纵”背后的思索——惩治行贿犯罪走出困境的路径探索

“轻纵”背后的思索

   ——惩治行贿犯罪走出困境的路径探索

 

临海市人民法院   王丽超

 

论文提要:

目前,在制度层面,对行贿犯罪是趋于严惩的,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社会心理的偏向性、刑事政策的宽缓性、立法设计的不合理性及司法认定的难度性,对行贿犯罪是轻纵的,使惩治行贿犯罪陷入应然的严惩,实然的轻纵的尴尬境地。对此,本文从四个方面探索惩治行贿犯罪走出困境的路径:一是提高社会公众对行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识,降低对行贿的容忍度;二是倡导“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的刑事政策,摈弃只查受贿、不办行贿或者不查受贿就不查行贿的做法;三是完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严密行贿犯罪法网,为司法机关与行贿者“谈判”提供更大空间;四是转“以供求证”的侦查模式为“以证促供”,完善中国式“污点证人”制度等来提高司法机关惩办行贿犯罪的能力。(全文共9252字)

引言

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一大批数目可观的“老虎”、“苍蝇”官员纷纷落马,在这些“老虎”、“苍蝇”的背后隐藏着贪污贿赂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犹如正常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其危害性不言自明。其中贿赂犯罪由于隐蔽性高,查处难度大,当前的治理效果不是很理想,对行贿者的惩治更是陷入困境之中。“行贿罪和受贿罪同害,它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行,妨害公平竞争秩序,它是从堡垒外部对国家政权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的肆意破坏,危害了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毁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破坏了公共信誉,损害了社会正义,对于受贿犯罪人这样的‘内奸’我们要严惩,对于行贿人这样的‘外敌’也不能轻饶”(1),但因司法实践中的取证难问题,司法机关往往以撤销起诉或者缓免刑换取行贿者的口供,达到打击受贿犯罪的目的,导致了行贿犯罪实然的轻纵。因此,本文将试图探索惩治行贿犯罪走出困境的路径。

一、行贿犯罪的惩治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审理的行贿案件与受贿案件数量相差悬殊。如兰州市原市长张玉舜受贿案,张玉舜在法庭上反问:“行贿人去哪里了?”,被网友戏称“寻找行贿人,我的手铐也有你一半”;(2)再如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受贿案,根据已发布的公开庭审信息,我们并未看到该案的行贿者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建林、山东南山集团董事长宋作文等五人是否被立案侦查,提交人民法院审理。据统计,2009年至2013年,全国法院受理一审行贿犯罪(3)案件共计12821件,生效判决人数12364人;受理一审受贿犯罪(4)案件共计53843件,生效判决人数48163人。行贿犯罪案件收案数仅为受贿犯罪案件的24%,行贿犯罪案件的生效判决人数仅为受贿犯罪案件的26%(5)

即使行贿者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存在轻刑化倾向,缓刑免刑适用率过高。根据学者的调研样本,从“北大法宝”下载的135份行贿案件的判决书中,涉及148名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为3人,占2%,被判处10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为8人,占5.4%,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为20人,占13.5%,被判处6个月以上5年有期徒刑以下的为41人,占27.7%,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的为48人,占32.4%,被判处拘役的为7人,占4.7%,被判处拘役并宣告缓刑的为4人,占2.7%,被定罪免刑的为17人,占11.5%(6)由此数据可以看出,在行贿罪的刑罚结构中,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和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比较少,仅为21%,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缓刑、免刑的占比较高,占79%,缓刑免刑率达46.6%。(详见图一)可见,我国在惩治行贿罪上有轻纵之嫌。

图一:

 

二、行贿犯罪为何被轻纵

行贿罪和受贿罪属于对合犯,在案件数量上差距应该不大,但实际上却是差距悬殊;并且我国《刑法》对行贿罪的法定刑设计是较为严苛,而司法实务中的量刑却较为宽缓。笔者认为行贿罪被轻纵受到四种因素的影响。

(一)社会心理的偏向性

社会公众对受贿官员是非常痛恨的,但对于“同一腐败链上”的行贿人似乎有些宽容,正如学者所言“对权力腐败的痛恨,模糊了人们对行贿行为的视线,只要受贿者受到了严惩,似乎大家就可以出一口恶气,不必管那些匿笑的行贿者了”(7)。在社会公众眼里,受贿人“吃了皇粮就不能吃杂粮”,受贿人为吃“杂粮”而出卖公权力,不仅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声誉和形象,而且造成国家利益的严重损失,而行贿人行贿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而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行贿罪。加上社会媒体往往只报道贿赂案件的受贿人,因为在社会大众的眼中受贿人是所谓的“官”,报道这些“官”的落马,往往更能吸引眼球,这就形成了“重受贿轻行贿”的舆论导向。

(二)刑事政策的宽缓性

纵观我国关于行贿罪的立法史,对行贿罪的刑事政策呈现为“刑罚趋厉”,但反观实践则“厉而不严”,普遍采取以宽为主的选择性惩治政策。(8)由于贿赂犯罪属于密室犯罪,行受贿双方的口供是证明贿赂犯罪的关键,而行贿者的口供往往是检察机关选择的突破口,因而检察机关在办理贿赂案件时,“只要行贿人积极配合侦查,如实交代问题,侦查部门就会根据具体情况对行贿人或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或撤销强制措施,或撤销案件”(9)。且两高”发布的《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的通知》规定“在查处严重行贿、介绍贿赂的犯罪案件中,既要坚持从严处的方针,又要注意体现政策;在依法严肃查处严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中,要讲究斗争策略,注意工作方法。要把查处受贿犯罪大案要案同查处严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打击行贿、介绍贿赂犯罪,促进受贿犯罪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隐含了“打击行贿服务于查处受贿”的刑事政策,有学者将此归纳为“有利于打击受贿的刑事政策”(10)。既然行贿者为检察机关查处受贿案件提供了帮助,那么从宽处罚甚至不处罚行贿者也成了检察机关侦查贿赂犯罪约定俗成的做法。

(三)立法设计的不合理性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关于行贿罪的修正呈现出了多处亮点,具体表现为:向特定关系人员行贿犯罪化,增加了各类行贿犯罪的罚金刑,严格限制了行贿犯罪的免于追诉和减免处罚的条件等。《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严密了行贿犯罪的法网,增加了行贿人的犯罪成本,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严格限制了减免处罚,这些对惩治行贿犯罪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此次修正草案没能涵盖所有立法设计上的不合理之处:一是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的入罪条件增加了司法实践的认定难度;二是行贿罪的贿赂范围的规定较狭窄,“财物”的概念无法涵盖目前新出现的行贿人给予受贿人如户口迁移、工作调动、职务提升、提供女色等很难用金钱衡量利益;三是行贿罪单一的行贿方式不利于打击和预防新型行贿犯罪,如行贿人和受贿人通过合谋事先不给予受贿人财物,等到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之后以“事后感谢”之名给予受贿人财物。

(四)司法认定的难度性

如果说立法原因是前提,是造成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主要诱因,那么司法原因是关键,是造成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重要因素。(11)证据是司法实践办理行贿案件最大的难题,由于行贿案件证据存在及暴露程度的有限性,加之侦查调查能力的局限性,在证据裁判主义要求依据充分证据定案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交代(国外诉讼法上称为内部证据——interior evidence)是案件定案证据中的基本的甚至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12)要想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侦查机关主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等手段,以打消其侥幸心理,唤醒其廉耻之心,使其真心坦白。(13)但因受贿方是国家工作人员,对法律了解程度高,反侦查能力强,受贿方的口供取得难度高,所以侦查机关往往选择从行贿方突破,甚至明知行贿数额巨大,也通过许诺行贿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来换取他们的证言,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打击受贿犯罪,却纵容了行贿行为。

三、惩治行贿犯罪走出困境的路径探索

在社会治理层面上,“如果行贿罪被轻纵,会给社会造成‘行贿无罪’的错觉,同时由于行贿成本与收益不成比例,必将助长行贿的歪风,抵消了政府对腐败的惩治力度与效率”(14)在法律层面上,不利于预防行贿犯罪,有损于法律公正。“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然性……即使刑罚是有节制的,它的确定性也比联系着一线不受处罚希望的可怕刑罚所造成的恐惧更令人印象深刻(15)。在应然层面上,行贿者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但司法实践中又不得不从宽处理,造成了对行贿犯罪实然的轻纵,这正是目前惩治行贿犯罪的困境。为此,笔者以原因为导向来探索惩治行贿犯罪走出困境的路径。

(一)引导与转变——提高社会公众对行贿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认识

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存在因果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行贿犯罪是受贿犯罪的源头。“如果仅仅严惩受贿而宽宥行贿,这就意味着只打击了犯罪的“果”而忽略了“因”,这同样会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损害”(16)。因此,需要加强社会公众对行贿犯罪社会危害性认识的引导。

第一,大众媒体在报道受贿案件的同时,也要揭开行贿犯罪的“面纱”,揭露权钱交易背后的真相。现在是法治社会,行贿者不再是“腐败”的受害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近年来贿赂犯罪呈现的趋势是:在利益驱动下,行贿者千方百计挖掘受贿人的爱好,以各种手段诱惑受贿人,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拉受贿人下水,行贿者甚至变成了“加害人”,以至于有的国际公约将行贿称为“积极的腐败”,而将受贿称为“消极的腐败”(17)。只有让社会公众看到行贿者的真正面目,才能转变他们对行贿者的认知,从而提高他们对行贿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认识,降低对行贿者的容忍度,进而形成一种不能轻纵行贿者的舆论环境,对司法机关办理行贿案件形成有效的监督。

第二,司法机关根据办理的贿赂案件建立相关的行贿犯罪档案,供社会公众特别是行贿案件涉案较多的行业查阅。一是有助于提高社会公众对行贿犯罪发展态势的认识,提高对行贿犯罪的警惕,对欲将行贿者进行有效监督;二是有助于预防行贿犯罪,通过公布司法机关打击行贿犯罪的力度进程,对社会公众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预防行贿犯罪的发生;三是有助于相关行业在未来的经济活动中排除这些行贿者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惩治行贿者的作用。

(二)反思与重构——倡导“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刑事政策的明智与否,直接关系到犯罪引起的社会问题的治理效果。(18)就目前我国关于行贿罪的刑事立法来看,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在应然的层面是严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普遍采取以宽为主的选择性惩治,这与之前“重受贿轻行贿”的习惯性思维有关。实践结果证明,对行贿行为的宽缓,导致了行贿行为的增加,行贿行为的增加不仅相应地使受贿犯罪增加,而且会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犯罪也相应地增加,而这些犯罪背后都是与特定的利益相关。这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的破坏力极强,导致了大量国有财产的流失,严重践踏了社会法治和正义。因此,“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政策不利于遏制受贿犯罪,更不能遏制行贿犯罪。

为了使行贿犯罪能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构我国关于行贿罪治理的刑事政策,倡导“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的刑事政策。行贿罪与受贿罪属于对合犯罪,两者的发生往往是相生相伴的,行贿犯罪甚至成为了贿赂犯罪的源头,依法惩治行贿犯罪是在源头上遏制和预防受贿犯罪及其他相关犯罪。因此,司法机关要充分认识到“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将依法惩办行贿案件与惩办受贿案件统一起来,只要有贿赂案件发生,那么必然是行贿和受贿一并查处,摈弃只查受贿、不办行贿或者不查受贿就不查行贿的做法。

(三)厘正与分析——对《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行贿犯罪修正的建议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行贿罪的多处修正体现了我国对行贿犯罪严惩的趋势,对目前轻纵行贿犯罪的现状作出了回应,然而,草案并未对行贿犯罪条文存在的主观方面、客观行为方面和行为对象方面的不合理之处作出修正。因此,在草案正式生效之前,笔者对修正案提出自己的几点建议。

第一,建议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观方面之限制。主观方面的证明历来是司法实践的难题,加之“正当”与“不正当”属于哲学和伦理学上的概念,从法律角度来认定是非常困难,这对惩治行贿犯罪是十分不利的。另外,从犯罪本质上来说,行贿犯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只要行贿人实施了行贿行为,无论其主观上是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都不影响其收买权力的本质,已经造成了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侵害,是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只体现行贿者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这只对量刑有影响,而不影响定罪。故笔者建议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观方面之限制。

第二,建议扩大行贿对象,将“财物”修改为“不应得利益”,贿赂对象不仅限于财物,还应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首先,从犯罪本质来说,无论行贿者给予受贿者的是金钱、还是金钱之外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都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收买,都属于公权和私利之间的交易,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造成了严重侵害,其社会危害性不亚于赤果果的权钱交易。其次,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的本质都是金钱的不同表现形式,财产性利益往往可以直接用金钱衡量,而非财产性利益要么直接通过给付金钱产生,要么间接通过给付金钱产生,说到底也是金钱的产物,是金钱的另一种体现方式。最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贿赂定义为“不正当好处”,“不正当好处”包括了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作为公约的缔约国,我们也要与公约接轨。

第三,建议拓展行贿行为方式,将行贿犯罪的行为方式规定为“提议给予”、“许诺给予”和“实际给予”。当前行贿犯罪手段更加高明,行贿者现在更多选择“先行贿后谋利”或者“先谋利后行贿”的方式以模糊行贿与谋利之间的因果关系,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针对此种情况,笔者建议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行贿行为方式的规定,将贿犯罪的行为方式规定为“提议给予”、“许诺给予”和“实际给予”这三种方式。一方面,这三种行为方式符合一个完整的行贿的发展流程,只要实施这三种行为中的任何一种行为,都足以引诱受贿行为的发生,侵犯了国家工人员的职务廉洁性,都已经构成犯罪既遂,有助于实现罪行均衡;另一方面,严密了行贿犯罪的法网,避免“先行贿后谋利”或者“先谋利后行贿”的方式因行贿方式过于狭窄而逃脱法律制裁。

笔者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建议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行贿犯罪加大处罚、严密犯罪网、提高犯罪成本、严格限制免除处罚等等使得越来越多的行贿者被追究刑事责任,对行贿者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预防行贿犯罪的发生,也为司法机关与行贿者“谈判”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又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对检举立功的行贿者规定从宽处罚,以激励行贿者同受贿罪及时进行切割。

(四)探索与实践——提高司法机关执法能力

行贿犯罪的案件量、涉案人员和金额均呈上升趋势,涉案领域趋广,行贿主体趋于多元化,交易手段趋于隐蔽,(19)使得打击行贿犯罪的难度加大,但另一方面又要对行贿犯罪加大惩治力度,一边要严控一边又不得不从宽,使得司法机关在惩治行贿犯罪上陷入了困境。所谓“犯罪行为方式的每一次嬗变,都必将引致国家在侦查方式上针锋相对的回应”(20),因此,司法机关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执法方式,调整办案思路,跳出“口供依赖”怪圈,惩治行贿犯罪才能走出困局。

第一,调整侦查模式。行贿犯罪传统的侦查模式是“以供求证”,所遵循的是一种“特定的嫌疑事实犯罪嫌疑人嫌疑依据或证据”的认识路径,其本质特征在于,特定的犯罪嫌疑人既是侦查认识的内容,又是侦查认识的依据与途径。(21)这种侦查模式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为侦查整个案件的核心证据,但受到了目前行贿犯罪呈现出的智能化、隐蔽性以及新《刑事诉讼法》的严重冲击,已经滞后于行贿犯罪的发展趋势,因而探索一种新的侦查模式势在必行。“以证促供”的侦查模式值得借鉴,这种模式在侦查过程中,把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除了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之外的其他证据以及能够为侦查人员所用的有形材料和无形信息放在首位,注重运用侦查策略与审讯技巧推动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和无罪辩解,而把口供等言词证据的收集和运用仅作为辅助性手段。(22)该种模式的运用需要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1)拓展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刑事诉讼法》第148条第2款的规定为侦查机关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在技术侦查手段上实现突破,提高客观性证据的收集能力和固定能力。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和通信技术,学习电子数据的运用措施和方法,提高诸如手机短信、微信、QQ、网络监控等电子数据的采集能力和固定能力。(2)加强对侦查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行贿案件讯问笔录的制作水平,减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机会。在行贿案件讯问笔录的制作过程中,首先注意时机的把握,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选择坦白交代是制作笔录最好的时机,此时制作的笔录也是最接近事实真相。其次,注重细节,讯问要针对细节展开,对每一个可能影响到犯罪构成的细节都要记录在案,尤其在最后犯罪嫌疑人确认签字摁手印时特别要注意,避免出现犯罪嫌疑人故意将意见写成“以上笔录和我说的不一样”的情形。最后不要忽视间接证据和再生证据,在讯问过程中,要体现间接证据,比如行贿时有哪些知情人在场;对于行受贿双方串供的情形,侦查人员一定要将双方因串供而产生的一系列反常的行为、语言等再生证据记录在案,提高笔录的可信度。直接言词证据、间接证据以及再生证据结合起来,可以形成一个证据链,提高行贿案件的办理质量。(3)加强与房管局、银行、车辆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的合作,建立信息查询平台,提高获取案件相关信息的效率,防止某些关键性证据因时间差而消灭。

第二,完善中国式“污点证人”制度。目前,行贿犯罪之所以被轻纵,最主要的原因是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为了获取行贿者指证受贿者的口供,而与行贿者达成协议,对行贿者不立案或者不起诉,也就是说行贿案件大多数被消化在了侦查阶段。这类似于西方国家的污点证人制度,污点证人制度又被称为“证据豁免制度”,是指“政府为换取证人作证,从而赋予该证人免受因该证据受到追诉的权利”(23)。污点证人制度在瓦解贿赂犯罪同盟、缓解贿赂犯罪取证难、节约司法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上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我国目前不管行贿者的犯罪情节,对大多数行贿者都适用“污点证人”制度的做法,不仅轻纵了行贿者,而且从长远角度来说也不利于受贿犯罪的打击。因而对目前中国式“污点证人”制度进行完善,将为惩治行贿犯罪走出困境指出一条明路。(1)限制作证豁免对象。应当将作证豁免的对象限于罪行较轻微,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行贿者,尤其在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处于一对多的关系时,选择情节轻微的一个行贿者作为突破口,不仅能证明受贿,也不轻纵其他行贿者。(2)明确作证豁免的条件。启动作证豁免制度的前提是不损害司法尊严和公信力,并且污点证人提供的必须是司法机关通过正常途径难以取得的关键性证据。(3)确立作证豁免的程序。确定将检察机关为作证豁免制度的启动者,人民法院作为决定者。检察机关在侦查贿赂犯罪过程中发现有符合作证豁免制度的情形,应当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经过实体审核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检察机关在收到人民法院的批准决定书之后才能启动作证豁免,与污点证人签订豁免协议,明确污点证人的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4)完善作证豁免的保障措施。一方面建立健全污点证人的保障制度,为了打消污点证人担心被报复和司法机关失信的顾虑,确保污点证人在豁免程序启动时可以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且在污点证人作证后,司法机关应当创造必要的条件,为污点证人提供人身安全上的保障。另一方面,也要健全污点证人不如实作证的惩戒制度,如果污点证人不如实作证或者作伪证,就应当接受相应的惩戒。(5)确定作证豁免类型,作证豁免主要有罪行豁免和证据使用豁免两种类型,相对来说,罪行豁免更能吸引污点证人合作,而证据豁免则不利于取得污点证人的真实证言。在现阶段,选择罪行豁免是比较合适的,但只能豁免污点证人提供的证据所涉及的犯罪,而且对于作伪证的污点证人不适用。待污点证人制度在我国逐渐完善之后,可以考虑证据使用豁免。完善这一制度,将有助于置行贿者与受贿者于“囚徒困境”,无论是行贿者还是受贿者都将从自身利益最优出发选择是否坦白,进而从内部瓦解同盟关系。

第三,严格司法,宽严有度,释明原因。司法机关是适用法律的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来说,法律就是上帝,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案。对于符合行贿罪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条件的,释明从宽的原因,不仅向当事人说明理由,更要向社会大众说明理由,必要的时候检察机关可以向有关单位发放检察建议;审判机关在免除被告人刑罚的时候,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行贿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结语

行贿犯罪的惩治关系到我国反腐败的成效,目前我国惩治行贿犯罪还处于应然的严惩,实然的轻纵的困境之中。本文以“轻纵”行贿犯罪的原因为导向,从提高社会公众对行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识,降低对行贿的容忍度;倡导“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的刑事政策,摈弃只查受贿、不办行贿或者不查受贿就不查行贿的做法;完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严密行贿犯罪法网,为司法机关与行贿者“谈判”提供更大空间;以转“以供求证”的侦查模式为“以证促供”,完善中国式“污点证人”制度来提高司法机关执法能力,对惩治行贿犯罪走出困境提出几点想法,希望能为司法机关惩治行贿犯罪提供一点启发。

 



(1) 卢建平著:《刑事政策与刑法变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1页。

(2) 参见李娜:《缺少必要侦查手段致行贿案不易发现》,载《法治日报》20115275版。

(3) 统计数据中的“行贿犯罪”包括5种具体罪名,即《刑法》第389条的行贿罪,第391条的对单位行贿罪,第393条的单位行贿罪,第164条第一款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第164条第二款的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4) 统计数据中的“受贿罪”包括4种具体罪名,即《刑法》第385条的受贿罪,第387条单位受贿罪,第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第163条第一款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5) 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第6页。

(6) 参见董桂文:《行贿罪量刑规制的实证分析》,载《法学》2013年第1期,第154页。

 

(7) 张建伟:《行贿者的好日子到头了吗》,载《公诉人》2011年第6期,第54页。

(8) 徐进辉、阿儒汗:《遏制腐败须严惩行贿犯罪》,载《检察日报》20134223版。

(9) 冯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实践中的异化——以行贿人实质上的非犯罪化为视角》,载《河南警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126页。

(10) 吴斌、余作泽:《宽严相济的行贿罪刑事政策探析》,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55页。

 

(11) 谢望原、张宝:《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加大对行贿罪的惩治力度》,载《人民检察》2012年第12期,第23页。

(12) 龙宗智:《论坦白从宽》,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47-48页。

(13) 王治国:《对付“贪坚强”,反腐职能部门应该如何发力》,载《检察日报》2011914版。

 

(14) 卢勤忠著:《商业贿赂犯罪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376页。

(15) []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16) 刘英团:《对行贿人也要惩罚》,载《人民日报》2013112719版。

(17) 赵秉志、王志祥、郭理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暨相关重要文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242页。

(18) 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第7页。

(19) 参见李娜:《缺少必要侦查手段致行贿案不易发现》,载《法治日报》20115275版。

(20) 谢佑平、万毅:《刑事侦查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21) 杨郁娟:《论侦查模式—从技术方法的角度》,载《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6期,第25页。

(22) 韩东成:《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85页。

(23) Black’s Law Dictionary . West Croup .7thend .1999,P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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